三亿体育官方网站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 童明 时代建筑2018年第4期原标题：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 童明 时代建筑2018年第4期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最为杰出的一批代表，如范文照、杨廷宝、梁思成、童寯、陈植等，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他们在归国之后，积极活跃在建筑设计、建筑研究、建筑教育以及建筑管理等诸多领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内容，对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和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文章介绍了“基石——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展览，讲述了他们在宾大建筑系求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和学业成就，展现了这批中国留学生回归祖国后的卓越业绩，并且尝试解读他们杰出的原因，及其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意义。
中国现代的城市发展与建筑事业发轫于20世纪初，同时也带动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学科与建筑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第一代建筑学家崭露头角，群星璀璨，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一批最为杰出的代表，如范文照、杨廷宝、梁思成、童寯、陈植等，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艺术学院，并且他们在归国之后，积极活跃在建筑设计、建筑研究、建筑教育以及建筑管理等诸多领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内容，对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东南大学与江苏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基石——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展览（以下简称“基石展”），于2017年11月21日在位于南京的江苏省美术馆开幕，呈现1918年至1937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的20多位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业成就。这一侧重于专业性的展览一经面世，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士前来观摩，而且也受到了市民的热切关注。原先暂定一个月的展期，不得不数次延期，最终长达四月。
基石展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向学界与公众首次集中展示早期留学宾大建筑系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其中许多来自宾大以及国内各地的弥足珍贵的史料，展示了他们在宾大期间的留学内容和情景，以及他们在各类设计竞赛中所获得的佳绩，呈现了那一段人们虽然有所了解，但仍然不太熟知的历史。
展览同时着重关注了这批中国留学生回归祖国后的卓越成就。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一代建筑宗师，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建筑思想和具体实践等领域，从中国固有形式到现代主义风格，都进行了积极的开创性探索，从而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促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建筑事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协力创立了中国最初的建筑师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出版物，创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教育体系，培养了第二代、第三代建筑师，为中国现代建筑事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在设计创作实践、历史理论研究、建筑遗产保护、建筑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走出了既有国际视角，又具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现代科技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石展在呈现大量史料的同时，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难以弥补的缺憾，那就是作为一种以图文为主的静态性回顾，无论展品如何丰富，它都不可能完整而真实地复现历史。
为了在有限的展室空间中进行陈述，展览内容不得不以专题或板块的方式进行组织，因此在各个板块之间也留下了一些断缝，例如：第一代中国留学生在宾大所学习的内容，与其在归国之后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性？他们在宾大的留学内容，相比同时期在其他地方留学的中国学生，存在怎样的特殊性？他们学成之后的发展之路，与同期的美国同学，例如路易·康（Louis Kahn）、约翰·埃文斯（John Lane Evens）、罗兰·辛德尔（Rowland Snyder）①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可比性？他们归国之后所协助建立的教育体系，与他们所学习的宾大建筑教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传承性与变革性？
左图：1924届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会会员合影。第三排左六：杨廷宝；左四：路易•康；约翰•莱恩•埃文斯
这样一种内在的传承虽然显得很近，但又似乎非常遥远。从某种角度而言，展览的标题本身其实也暗含着这样一种目的：如果我们将留学于宾大的第一代建筑师群体视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一块最为重要的基石，那么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因素将会体现为什么？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并且从今天的角度又应当如何对它进行认知和理解？
对这些议题显然不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的方式进行回答，因此，基石展在本质上仍然存有很大的开放性，其主要意图仍然是通过更多资料性的汇聚以及情景化的展示，形成一次更为广泛的激发，以便进一步梳理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整体脉络。
基石展的缘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015年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前往宾大设计学院建筑档案馆查阅资料。建筑档案馆至今仍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留学生在宾大学习期间的学籍档案，但似乎除了用于装盛这些资料的著名小木盒，并没有太多其他的内容可供查阅。尽管梁思成、杨廷宝、陈植的资料有一些后续补充，但是关于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材料基本上寥落无几，不仅几乎没有他们在校时期的作业、图档、笔记，有关他们的生平信息也详略不一，不少人甚至连一张清楚的相片都没有，与国内整理的资料相比，显得有些简陋。这一状况虽然令人失望，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一所历史悠久的院校，一般不太可能完全保存所有学生的详细信息。
在与档案馆馆长威廉·魏特克（William Whitaker）的交谈中，我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是否能够做些什么，将现有散落于各地的资料好好地收集和梳理一下，并通过展览的方式，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一工作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来到宾大建筑档案馆查阅资料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些关键性人物，如梁思成、杨廷宝、童寯、林徽因等，都曾经留学于宾大。然而，相关资料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切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类研究性工作的顺利进展。
近年注重于人物的个案研究不断涌现，经过多年积累已经颇有成效，有关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寯等人的研究渐成热点，学术深度以及社会视野也在不断拓展，最终，这些研究似乎都存在一种共同趋向，针对这一人物群体的研究似乎蕴含着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就是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不仅意味着一项事业从无到有得以建立，而且也意味着随后带有传奇色彩的发展。透过群体研究来映射时代规律，则需要一种更为宏观的整体视野，以便针对学科脉络以及专业趋向进行梳理和归纳。
2000年，同济大学研究生林少宏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这似乎是对这一群体最早采用的一个明确提法。作者在进入建筑专业学习以后，逐渐接触了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赵深、陈植、童寯、范文照、谭垣等这些近代中国建筑的重要人物，开始了解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然而在这一零散、随机的过程中，林少宏发现他们都毕业于宾大的艺术学院，并且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而错综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进行集中研究的想法。②但由于受限于资料来源，并且未能前往宾大进行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论文在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方面仍然存有一些缺憾。
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于2001年在宾大访学期间，曾前往宾大档案馆进行调研，撰写了《建筑学专业早期中国留美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教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早期中国建筑留学生的几件史料》等文，针对第一代宾大留学生进行了史料性的梳理，特别是关于梁思成、林徽因的研究，不仅探究了两人的求学经历，而且也溯源了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历史。
淡江大学的王俊雄与吴光庭可能是最早开始系统性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1999年，他们曾赴宾大进行专门调研，完成了题为《中国早期留美建筑师在美教育过程之研究——以宾州大学毕业生为例》的专题研究计划。在研究成果中，他们不仅较为完整地汇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留学生以及指导教师的名单，而且也展示了意外发现的朱彬当时在宾大修习过的设计课题，进而提出了非常富有见地的观点：真正影响近代中国建筑发展的并非一般以为的“法国布扎”，而是“美国布扎”。[1]1当时美国建筑教育对于近代中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美国布扎”影响最为深刻的地区，而这一影响在当前的研究中似乎被严重低估了。[1]1
受感于亚洲近代建筑研究网（MAAN）以及亚洲范围的近代建筑史研究，2002年于学召开的“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体系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的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会议采用全球视野来探讨中国建筑文化以及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仍然围绕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来进行讨论，线世纪初的巴黎美术学院，以及20世纪10至3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2]
相比于其他早期建筑留学生的情况，由于在人物、作品、事迹、资料等各方面具有非常特别的优越性和集聚性，关于毕业于宾大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研究长期以来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点。在一种日益扩大的国际视野中，在不断增强的学理性研究的推动下，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具体并且深入，所关注范围也逐渐从建筑师及其作品，拓展到他们早期所接受到的西方建筑教育，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具有极大影响的布扎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关于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目标也相应不再满足于信息收集、资料汇编的简单状态，越来越多更具思想性、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希冀超越简单模糊、单线发展的研究状态，进而探讨更为重要的学科议题，以期能够对于当前的建筑学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借鉴作用。
（1）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视野依然不够宽阔与整体，关注点较多集中于外来影响与自身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专业渊源的前因后果却认知不够，就如王俊雄所认为：“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他们返回中国以后的建筑执业、建筑教育与建筑史研究工作的过程与贡献上，对他们的留学美国期间所受的教育过程的研究并不多……甚至以讹传讹，无法合理并清晰地评估在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创建期，来自美国布扎建筑教育的影响深浅，层面与氛围。”[1]2这一趋向往往使得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成为一种相对孤立的现象，与同时期更为宏观的世界建筑发展潮流缺乏关联，因而也无法合理评价第一代建筑师在西方接受的建筑教育为中国建筑所带来的影响。
（2）第一代建筑师虽然对建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一贡献与当前正在进行的建筑实践与建筑研究之间，缺乏一种内在而紧密的传承关系。这其中虽然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相较于美国或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国近现代建筑之间很难梳理出一种较为清晰的脉络，并且与历史上的传统中国建筑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建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与学科，它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结果，反映了社会时代性的需求，正如赖德霖所认为，“多年来，第一代学者的叙述借助经院化的教育主导了社会和业界对于中国建筑传统的认知，这一情形固然表明了前辈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恒久价值，但同时也无可讳言地折射出历史研究和教育不能‘与时俱新’的现状。”[4]x
（3）对中国近代建筑的思考，关注风格式样较多，探究学理原则较少，这一观点其实很早就已获认知，就如上海建筑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汤景贤于1934年所言，“……职是之故，一般人仅注意于建筑物表现形式之鉴赏，而忽略建筑方法及学理等之探讨，此所以吾国固有建筑技术为一般人所遗弃。”[5]183这也相应导致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推崇表面性的求新求变，对于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却认识不足，对于相应的社会经济因素也缺乏关注，因此在思维内部难以厘清一种连贯性的线索，从而导致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需要一次一次地从外界吸收影响，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研究导向虽然越来越多，但与本源相关的对自己的认知却越来越模糊。
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与人们在历史研究中所持有的立场相关。针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关于人与物的介绍相对较多，关于思与作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风格、立场的争议相对较多，关于原理、方法的思考相对较少。诚如赵辰所言，“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探索，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分清这其中所谓的‘中西文化之争’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走向现代文明才是线
从这一角度而言，基石展作为一种静默的文献陈列，其本身并不具备能力去执行一种缜密的研究。展览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力图完善地呈现史料，并且在这一话题相对沉寂了十多年后，试图对其进行一次重新唤醒，并且结合当前的一些研究进展，激发更具价值的学科议题的探讨，以期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提供一次触动。而这一工作的推动，反过来又依赖于研究资料的进一步汇聚和完善。
中国近现代的建筑科学及其实践，肇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派遣学生出洋留学。20世纪初期，中国赴海外求学现代建筑的留学生已经多达百余人，他们的足迹遍布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美国以及日本等国。这些留学生多经层层选拔，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而很快成为众多海外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其中有部分人继续完成了硕士课程的学习。相较于同时期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地留学的中国建筑学生，前往宾大的中国留学生最多。
②，其中17人从该校毕业并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表1）。这批华裔学生并非全都来自中国，其中大约2~3名可能是美籍或墨西哥籍华人，如Chang Thomas J.，Thomas Liang Poo-ho（梁宝和）③，同时还有2~3名虽然来自中国国内，如Zoo Yih-yi，Chang Hang T.，Loh Cheng-shan等，由于缺乏后续资料，并且在离开宾大后也可能并未返还中国，或者不再从事建筑专业，因此难以考证。同时，也有诸如黄耀伟、李扬安，虽然出生并成长于海外，但在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
在中国留学生中，有两名是女性，她们是林徽因与孙熙明，而且分别与同去的梁思成、赵深结为连理，传为佳话。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例如方来在就学一年后就不幸病逝，孙熙明在入学不到一年后，与丈夫赵深回到国内。还有一些学生在学习一段时间后转学他校，例如梁衍转至耶鲁大学，萨本远、Chang Hang T.转至麻省理工学院，因而未获宾大学位。同时也有数名学生后来真正从事的可能是结构专业而非建筑专业
④，因此，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真正留下影响的，大约有朱彬、范文照、赵深、杨廷宝、陈植、李扬安、卢树森、梁思成、林徽音、谭垣、童寯、吴景奇、过元熙、梁衍、王华彬、哈雄文等十几人。⑤
来到宾大学习建筑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原本应该是范文照，他于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反对，未能直接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一年，直到1918年秋季才来到宾大。因此从入学时间上来看，朱彬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于1918年9月21日入学，而范文照的入学时间是10月16日，稍迟不足一月。
当朱彬与范文照到达宾大时，宾大的建筑专业仍然从属于汤恩科学院（Towne Scientific School）。1920年，宾大成立艺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建筑系才得以从科学院中分离出来，与景观系、音乐系以及美术系共同成为艺术学院的组成部分。因此，赵深与杨廷宝则是艺术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于1921年几乎同时抵达宾大。
自此之后，一直到1930年，每年都有华籍学生进入宾大艺术学院，并且在1923年、1924年均有4名中国学生同时入学，这一阶段最后的入学高峰是1928年—1929年，这一时期有王华彬、哈雄文和萨本远。他们共同形成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在宾大建筑系就读的高峰期（表2）。由于“年年都有华籍学生入建筑系就读，极容易形成一种华籍生团体的内部认同与学习经验的传播与承袭”
在这段时间内，如此之多的中国留学生汇聚于美国宾大学习建筑，与这一时期的总体国际形势存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家政权趋于稳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经济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对外交流也逐渐频繁；同时，伴随着艺术运动的发展，人们对于建筑与文化、现代化与都市化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于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这批宾大的中国留学生自身非常优秀。从出生地或籍贯地来看，广东籍学生的较多，但是从生源地来看，基本上就来自当时的北平、上海、广州，其中有2人来自广东教学校，2人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而来自北京清华学校的人数最多，共达12人。“这批从清华学校毕业，到美国留学的中国早期建筑师，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界的最高水平，他们都经过国内各地严格地选拔，是青年中的佼佼者，不仅具有较高的国学修养，而且还有广博的西学知识。”
由于当时中国商业、服务业、新文化事业发展有限，无论是庚子赔款计划学校，还是西方教会所引导的精英化教育，当时国内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仅限于这几个特定城市。再加上以西方技术为基础的建筑活动集中于上海、天津等租界地区，开放的城市环境、交融的文化氛围、多元的教育内容，为这批未来的建筑学子打下了天然良好的基础。
按照宾大建筑学的标准学制，中国留学生大都能够提前完成学业。除了谭垣与吴景奇分别用了五年时间完成本科、一年时间完成硕士学位外，朱彬、范文照、陈植、李扬安、王华彬三亿体育官方app下载、哈雄文在本科阶段花费四年，杨廷宝、卢树森、梁思成、林徽音、童寯、过元熙花费三年，而赵深则似乎创造了奇迹，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本科，半年时间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
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大多能够提早完成学业，与其在国内已经接受的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特别是来自清华学校的学生，由于一些课程在国内已有基础，可以直接进入二年级，因而可以在3~4年间完成一般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位，而硕士学位，都是在一年之内取得。另外如果从成绩单上的学籍记录来看，这批留学生，特别是清华去宾大的留学生，在一般学业与作为核心课程的设计课上，成绩都相当优异，这意味着他们对宾大建筑教育的适应性与接受度都相当高。
另一方面，当时的宾大在建筑教育方面拥有胜人一筹的品质。在1910年—1930年期间，宾大由于保罗·克瑞（Paul Philippe Cret，执教时期1896年—1937年）的引领，正处在顶峰状态，宾大艺术学院的建筑教育体系日臻成熟，堪为鼎盛，引领全美，对于中国留学生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恰逢此时，前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也最多。
这座位于美国东部大都市费城的著名学府，1868年开始设置建筑学专业，1890年成立独立的建筑系，1920年并入新成立的艺术学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单元。宾大建筑专业沿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绘图房训练（atelier training）的教学模式，并力求使之适应于美国的实际需求。同时，它也强调美国建筑师必须具备一般性教育与专业性训练两个方面的素质培养要求。
20世纪初，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在瓦伦·莱尔德（Warren P. Laird）和保罗·克瑞等教师的带领下，迎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1921年，宾大建筑系在全美院校中首获法国建筑师协会大奖（Société des Architects Diplomés par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在1910年—1930年期间，宾大建筑专业的学生，连续四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了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章。在那一时期，学生在各类设计竞赛中获得奖项的数量，是衡量一所学校建筑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这也意味着，宾大在当时达到了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宾大艺术学院迎来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宾大之所以成为中国建筑学子所青睐的地方，与其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最早来到宾大建筑系的朱彬、范文照、赵深、杨廷宝，曾接受保罗·克瑞的悉心指导，在学业方面大有收获。当时在清华尚未毕业的陈植、梁思成、童寯等人，正是受到杨廷宝等人在宾大成功的激励，选择了前往宾大学习建筑。
保罗·克瑞和其他宾大的教师团队营造了一个严谨而又活跃的环境，中国学生很受其益。宾大早期的中国留学生直接接受克瑞的指导，在个人关系方面也与克瑞结成了多年的良好关系。这也极大激励了后来的中国建筑学子，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到宾大学习建筑设计，毕业后，他们又将这一良好的传统带回国内，教导、激励后来的学生。
由于克瑞在宾大所实行的教学方法根植于巴黎美术学院，在宾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了美术设计方法和理论的深刻影响。由于“宾大版”的布扎建筑教育经过多年的变革与充实，其中所蕴含的建筑认知、形式美学和设计方法，都逐渐自成体系、极具特点，这也成为这批留学生归返中国之后，在从事建筑教育、建筑师执业与建筑研究之时，所秉持的思想认知方式的一种深层结构。但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另外的专门研究来进行深入解析。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宾大建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当时的宾大艺术学院里必定引人注目，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群体。这一群体在宾大时期给人所留下的印象，主要体现于陈植所提供的回忆。在一篇纪念杨廷宝、童寯的文章中，陈植曾经提到当时在美国学生中流传的“中国小分队”（The Chinese Contingent），并称“这些中国人真棒”（Damn clever these Chinese）
另一可资参考的材料则来自于宾大档案馆，在那里仍然保留着一封当时的档案馆馆长给费慰梅（Wilma J. Fairbank）的回复信件。信中提到一位同时期的美国学生罗奇（F. Spencer Roach），他称这些来自中国的庚款学生非常“优越”（upper class），与来自北美的那种只知道买豪车的华裔学生并不往来，并且在美国学生中更受欢迎。特别是陈植与林徽因，他们开朗、乐观的精神感染着每个人，除学习建筑外，陈植还是宾大合唱团（Glee Club）的成员，在宾大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的活动中表现突出。然而，有关中国留学生在宾大的优异表现，需要从其在学业上的表现，以及具体的内容进行佐证。
⑥1922年3月8日，费城的一个地方报纸《托皮卡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击败美国人，中国学生获得宾州建筑奖”的简讯⑦，报道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首次获奖的消息。除此之外，朱彬的作业曾经数次刊登于宾大建筑年刊，并且于1922年获得过AIA奖项。⑧
1924年，陈植提交的关于费城市政厅西北角建筑改造设计方案，获得了当年的柯浦纪念奖（Cope Memorial Prize）一等奖。竞赛主办方所提出的题目是在费城市政厅北面进行一定加建，以完善街道转角原本不够完善的形态。陈植的设计方案是在市政厅西北转角处添加一道斜向立面，不仅将两个方向的立面连成一体，形成一个钝角的转折关系，而且通过壁龛、列柱的处理，为这一侧角添加了一个端庄的入口。明快而流畅的设计表达，使得陈植这份方案从28个入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梁思成在这一竞赛中也获得了荣誉奖。
1928年，童寯在亚瑟·布鲁克奖（Arthur Spayd Brooke Prize）竞赛，也就是由纽约布扎设计学院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这次竞赛共收到了全美建筑专业学生提交的近300件设计作品，来自宾大的建筑学生获得了17块奖牌中的5块，其中有4块来自于二等奖（一共有13人获得二等奖），而童寯则获得了宾大唯一的一等奖。这次竞赛的要求是在一块250 ft（76.2 m）临街长度、30 ft（9.14 m）深的长方形地块上建设一座新教教堂。在所有提交的方案中，童寯所做的设计最为细密，图纸表现最为精致，在所有参赛的学生中表现最为突出。
中国留学生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杨廷宝。在被授予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毕业典礼上，时年23岁的杨廷宝被学院院长莱尔德称为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短短三年的本科阶段中，杨廷宝在布扎设计学院的建筑设计中数次获奖，其中包括1923年赫克尔奖二等奖（Samuel Huckel Jr. Prize)、1924年市政艺术奖（the Municipal Art Prize）二等奖、1924年艾默生奖（the Emerson Prize）一等奖，另外还获得1924—1925年沃伦奖一等奖（Warren Prize）⑨，1925年亨利·亚当奖二等奖。
杨廷宝并不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由于他性格开朗、乐于帮助低年级的学生，所以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与其他建筑院校一样，宾大的建筑课程任务繁重，花费在设计课程上的时间比其他课程要长很多。特别是在最后交图的前一天，许多建筑学生都必须加班熬夜，才能勉强完成。但是杨廷宝却是个例外，他能很好地安排时间，不仅比较轻松地完成设计，而且能够屡获佳绩。当费慰梅因写作《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于1979年写信到宾大进行调研时，当时仍然健在的宾大教师约翰·哈伯森（John F. Harbesen）以及同学罗伊·拉尔森（Roy F. Larson）、斯宾塞·劳奇（F. Spencer Roach）都非常清晰地记得杨廷宝，认为他是当时在宾大的中国留学生中最优异的一个。
王俊雄在其研究中认为，这些曾获设计竞赛奖项的学生，基本上全部来自清华，设计竞赛中讲究布扎式的渲染表现（rendering），需要较佳的绘画基础，尤其是铅、炭笔和水彩画的基础，清华背景的学生在这方面都有相当的水准；同时这又与清华自由校风下某些教师，如斯塔尔（Florence E.Starr）的鼓励有关。朱彬在清华学习时曾担任《清华年报》图画编辑，1915年以智育“绘造图样”获清华学校一面金牌，方来亦在同年获名誉奖
[4]135；在此之后，杨廷宝、梁思成、童寯等都曾经担任过《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在出国前就已经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阮昕在其文章中也曾经推测，学院派建筑学训练中的水彩渲染、画室制度的师徒关系与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的学习极为相似，这使得他们在学习西方建筑学时更多地感受到文化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梁思成：建筑示范教员（兼职）（1926—1927年）；过元熙：美术学院手绘教员（1930—1933年）
与之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活跃于各种学术领域与社会领域，显示出他们多才多艺的天赋。他们大多数在就读期间，参加了宾大建筑系建筑学社（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e）、费城三角尺俱乐部（Triangle Club），以及各种学生社团，并且在费城的中国留学生会中，也承担了主要的角色。
这批中国留学生对异国他乡的费城以及宾大似乎并未产生隔阂感，因为在来到宾大之前，在圣约翰大学、广州教学校、清华学校，他们就已经习惯于西式教育和国际环境，并且已经初步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群体关系。然而真正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则是建筑学这门新兴的专业，在这一前所未遇的专业性学习过程中，他们不仅频繁地切磋交流、互助提高，而且这一紧密性的传统也延伸到他们后续的发展之中。例如范文照、赵深参加中山陵方案设计竞赛，成为了他们在上海共同发展的基础；而杨廷宝、梁思成在保罗·克瑞事务所中的共事，应该促进了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营造学社的共同协作；陈植与童寯在纽约伊莱·康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也成为他们在东北大学以及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合作的序曲。由于相似的背景、共同的专业，这批留学生在人生之途中紧密地走到了一起，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一个时代。
这批留学生在毕业之后，即陆续回国在各地从事实践工作，把在美国所获之学识，应用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之中。他们不仅为各大城市设计了大量的办公、住宅、学校、医院、影院和商业等各类新型建筑，打破了外国建筑师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协力创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研究体系和教育体系，为中国现代建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20世纪初，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开始回国执业，他们以强烈的报国热情，娴熟的职业技能，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创作大量优秀的市政建筑，逐步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并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和建筑理念等方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背景下，宾大留学生在归国之后，就迅速融入其中，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作为近代中国建筑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家华人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基泰工程司的主要成员有朱彬、杨廷宝，他们是事务所的中流砥柱，梁衍、萨本远也曾经在其中短暂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泰工程司初创于天津，随后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重庆快速发展，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另一家闻名遐迩的是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其中的三位主要成员赵深、陈植、童寯拥有宾大留学背景，过元熙也曾短暂地在其中工作过，他们的作品主要立足于上海、南京，在抗战期间也曾经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参与了大量的国家建设，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家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在1932年创立之前，赵深曾经在范文照建筑事务所中工作，与范文照共同完成了八仙桥会青年大楼、戏院、南京励志社、交通部大楼等重要作品。范文照建筑事务所当时不仅在上海完成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于香港也完成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作品，在现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
这批宾大毕业生在归国之后，即投入到大量的实践项目中，他们的建筑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新旧共处、东西交融的历史阶段中，他们积极探索，勇于革新，在民族性与科学性的各类实践议题中，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许多建筑师一直持续努力，甚至到晚年依然活跃在国家建设的前线，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实现了对职业诉求与社会理想的追求。
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与建筑专业在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随着逐渐现代化的社会对建筑日益增大的需求，以及新建建筑类型的不断复杂，一方面需要建筑师在专业内部对建造规律进行把握，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对于未曾理解的建筑达成一定的普遍认知，这就产生了对于一门专业知识的需求，以形成社会共识性的基础。
在这方面，宾大留学生的贡献和影响几乎遍及中国现代建筑学科发展的各种领域。梁思成与林徽因归国后，在东北大学短暂执教之后，前往北平营造学社主持法式部的工作，完成了大量至今仍然影响深刻的历史建筑调研，以及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性工作，为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童寯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即对江南园林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提升了社会对于这门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哈雄文在都市建设与管理方面从事的工作，也为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鉴于“建筑师之为世所重要，社会人士，多未明瞭”，范文照作为发起人之一，于1927年与张光圻、吕彦直、庄俊、巫振英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建筑师学会”，一年后更名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在《中国建筑师学会缘起》一文中，范文照解释了“组织团体，冀向社会贡献建筑事业之真谛”的时代使命。
总体而言，宾大的留学生在归国之后，从建立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参与国际建筑活动，到创立中国建筑史、中国园林、中国传统建筑及传统艺术的研究基础与方法体系，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涉及到城市理论与都市建设，触及到历史保护与建筑修缮，并且在建筑理论、设计思想与建筑评论等方面，对建筑的“现代性”与“中国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讨，不仅开拓了中国现代建筑学科的发展之路，而且也取得了学术方面的丰厚成果和极高成就。
中国当今主要建筑院校的建立与发展，与第一代宾大留学生的作用密不可分。他们许多人在回国之后即刻投身于教育一线，有些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学岗位，有些则身兼建筑师和建筑教师的双重身份，在从事设计实践的同时辗转各校讲学。这些宾大留学生的足迹遍及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国立重庆大学、之江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工学院、省立勷勤大学等各高校的建筑系。
在建筑教育方面，宾大的留学生无疑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群体性作用。梁思成、林徽因于1928年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随后得到了陈植、童寯、蔡方荫的加盟，几乎整体延续了宾大的教学方式，将布扎体系带入到中国。而历史相对更为长久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由苏南工专延伸而来），在最初时期曾经有卢树森的参与，但是直到谭垣、杨廷宝、童寯加入之后，才较为彻底地演变成以学院派教育为基础的建筑教育基地。另外在抗战时期的上海，陈植、王华彬、哈雄文等人，也都曾主导着当时之江大学的建筑教育。在历史进程中，这些建筑院校不时经受并转、迁徙、停滞的艰苦历程，甚至几经易名，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学体系。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建筑院校通过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老八校”的高等建筑教育格局。
[4]115可以认为，这一群体性印象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他们必须共同面对同样的专业性挑战和时代性使命，就如范文照所言，“因念欲跻我国建筑事业于国际地位，即非蓄志团结，极力振作而不为功”。
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泛和快速的建筑营造，以及社会对于更实用、更舒适的建筑的需要。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留学于宾大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成长时期与工作阶段，正好与国家的整体转型相吻合。“这批建筑师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的‘五四’时代，在宾大学习期间正值美国布扎以及宾大建筑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归国后又赶上1927年—1937年这十年中国近代发展的繁荣阶段，加上他们自身的关系和实力，在建筑创作、建筑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与国家发展的时代命运紧密地关联到一起。”
在一篇1926年题为《中国姑娘立志拯救祖国艺术》（Chinese girl dedicates self to save art of her country）的采访中，林徽因曾说，“当我与父亲一同游历整个欧洲时，我开始萌发了学习建筑的念头。辉煌的西方经典建筑给我启迪，激起了我将这些理念带回祖国的愿望。我们需要学习牢固施工的理论从而使中国的建筑能屹立数百年而不倒。”
[7]而陈植、童寯在其回忆中，曾经提到选择建筑的原因，或者在于“建筑因属自由职业，可以自生”[4]135，或者“靠技术吃饭，尽量不问。‘自由职业’可以比较‘清高’。”⑪
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预示着中国建筑开始与国际潮流的接轨与融入，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而言，这一块“基石”除了起点的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衔接。这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话题，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开创性的工作，既不必视为一种断然的革新，也不宜视为一种既往的史迹，它们始终在延续，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建筑而言，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议题，今天依然成立，值得进一步梳理。
在这一视角下，基石展的含义就不完全在于展览本身，因为无论怎样，展览仍然还是阶段性的，限于篇幅与空间，许多资料信息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梳理和呈现。由此而言，基石展的目的既是回溯性的，又是前瞻性的；它既是历史性的呈现，也是理论性的解读；既是社会性的传播，也是专业性的梳理。其目标就是试图在各种断缝之间进行缝合，在宏观视角到具体内容之间，在专业内涵与时代背景之间，将毕业于宾大的第一代建筑师与更大范畴的社会群体融合在一起，以便拼合更具整体性的学术视角。而这一愿景的意义更为重大，值得进一步进行梳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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